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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學生形象的形成

全文共3929字 | 閱讀需6分鐘
晚清至民國,留學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變中,存在有兩條主線:一是在真實歷史場景中的留學生,一是在文學作品中的留學生,二者中留學生的形象有時合二為一,有時又截然相反。
在留學生文學中,研究者認為以五四為界,

原標題:從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學生形象的形成

全文共3929字 | 閱讀需6分鐘

晚清至民國,留學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變中,存在有兩條主線:一是在真實歷史場景中的留學生,一是在文學作品中的留學生,二者中留學生的形象有時合二為一,有時又截然相反。

在留學生文學中,研究者認為以五四為界,五四時期留學生是“弱國子民”的卑微形象,五四時期之后是“留洋歸來而數典忘祖、洋奴氣十足的‘國人”,留學生似乎總是在文學作品中以負面形象示人;而在近代留學史中,留學生是社會變革所期望的關鍵角色,二者之間有著強烈的反差。雖然對留學生持或褒或貶的態度是同一時空客觀存在的兩種評價,其同一時期的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但是從整體上看,留學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國有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本文并非從文學作品的角度探討留學生形象,也無法將這一討論擴大至留學目的國民眾眼中的中國留學生形象之建構,而是聚焦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場域下,留學生社會形象(包括留學生自我形象)的形成、發展與演變。

五四運動的學生游行隊伍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學生人數極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學史往往從容閎、黃寬、黃勝留美而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當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校長鮑留云(Rev.Samuel RobbinsBrown)提出愿帶學生赴美學習時,“全堂學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發聲……為之愀然不樂”,唯有容閎三人愿隨出洋,容母得知則“凄然淚下”,留學在19世紀40年代不僅不為人所知,而且視作兇險之途。

容閎于咸豐四年(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立即啟程回國。雖然容閎身懷“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的理想,卻在回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輾轉于廣州、香港、上海等地謀生,終至咸豐七年(1857年)以譯文獲得聲譽,“人人知予為曾受西國教育之中國學生”“幾無一不知予為美國畢業生”,然而并未使容閎的處境改變。轉機在容閎成為曾國藩幕僚之后。容閎主動通過曾國藩幕僚函薦,得以入曾國藩幕:“金子香同廣東友人容君淳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應其國貢舉得雋。去年左孟辛函薦于我,屬引見揆帥,故來)來。”而容閎“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就是推薦者趙烈文對容閎的印象。之后容閎主要用于招募外洋工匠。當容閎受曾國藩委托到美國購買機器回到上海后,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曾國藩為容閎請獎,奏片中僅有“花翎運同銜容閎,熟悉泰西各國語言文字,往來花旗最久,頗有膽識……以同知留于江蘇遇缺即補”,容閎“留美生”的身份模糊,曾國藩最注重的是容閎語言上的優勢。

容閎(1828-1912)

同治七年(1868年),容閎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廷上條陳,建議派遣留學生:“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為了防止遭致反對,容閎特意將這一教育計劃列為第二條,且另擬三條。“此條陳之第一、三、四,特假以為陪襯……乃不顯有偏重之意也。”容閎的留美教育計劃竟然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留學”潛在的阻力很大,特別是在丁日昌丁憂回籍后再無下文。直至天津教案發生后,容閎被丁日昌電招為“議員”,留學生的身份在督撫看來,主要是“翻譯”的角色。

天津教案后,容閎得到丁日昌的幫助,派遣留美生的計劃終于得到了曾國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曾國藩、李鴻章等聯名上奏“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業折”,并酌議“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開啟了幼童留美史。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李二人再上奏折,容閎被派為副委員,理由是“前在花旗居處最久,而智趣深遠,不為習俗所囿……該員練習外洋風土人情,美國尤熟游之地,并以聯外交而窺密匙”,容閎留美畢業生的身份仍舊不清晰。與此同時,出洋肄業局的正監督人選為陳蘭彬,正如丁日昌所言,“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

容閎沒有得到清政府完全的信賴。甚至到十九世紀末期,晚清權要提到容閎時,仍只記“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詞。如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三(1896年5月15日)翁同龢日記中記載見到容閎的情景,“江蘇候補道容閎,號純甫,久住美國,居然洋人矣,然談銀行頗得要”。對留學生的認識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其官職則記錄詳細,對容閎的評價中帶有嘲諷。

在留美幼童挑選過程中,容閎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難:民眾視出洋為畏途。以首屆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為例,出洋必須具結,具結內容如下:“茲有子天佑情愿送赴憲局(指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來之日,聽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經多方努力,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選畢,八月十一日起航赴美。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留學兒童

與容閎同時赴美的黃寬、黃勝留學歸國后的情形也值得注意:黃寬于愛丁堡大學畢業后,以倫敦傳教會醫生的身份,于1857年1月回到香港,先是在香港倫敦會醫院任職,“即便在醫學界與宗教界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視黃寬為異己”。由于受到歧視和排擠,黃寬辭去傳教士的工作,1858年回到廣州行醫。黃寬自辦醫院,也曾在惠愛醫館、博濟醫院兼職,治病救人的同時“一面編譯西方醫學著作,一面又組織訓練班,培養少數中國青年充任醫生的助手”。

按照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的記載,黃寬曾得李鴻章邀請,于1862年赴天津任醫官,但不到半年即辭職回廣州繼續行醫,之后又曾任廣州海關醫務處醫官(1863年)、西南施醫局主任(1875年)。黃寬西醫留英背景是其職業生涯的起點,作為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難得的西醫人才,黃寬受到了重視,但是也遭致倫敦傳教會內西方人的排擠。黃寬在李鴻章幕府內任職時間短暫,李鴻章對西醫、特別是中國西醫人才沒有給予足夠多的關注,黃寬作為中國最早的留英西醫人才的形象沒有在以李鴻章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構起來。

黃寬(1829-1878)

黃勝1848年秋因病自美歸國,首先在香港英華書院從事印刷工作,并協助理雅各翻譯《圣經》、將“四書”譯成英文;1860年與伍廷芳一起創辦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在香港很有影響力。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黃勝曾積極參與洋務事業,但遭遇挫折。1864年,黃勝接受了丁日昌的邀請(由黃寬推薦),擔任上海廣方言館的英文教習,但是三年后(1867年),黃勝辭職重新任職于英華書院,原因不詳。1871年后與王韜等人合辦中華印務總局及《循環日報》。留美幼童事宜啟動后,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出洋事宜由黃勝負責帶領赴美,但是他很快歸國—“至遲在光緒元年底以前已回華”,回國后曾在香港為福州船政學堂英文班招生。1878年以后第三次到美國,任出洋肄業局委員、駐美使館的翻譯。在此期間,駐美公使陳蘭彬對黃勝印象不佳,當容閎擬給其幫辦一職時,陳蘭彬以黃勝“洋習太重,在局究不相宜,當于是年閏三月去法國途次,寄托改派為金山總領事公署翻譯,以金山相距一萬四千公里,可免其沾涉局事也”。

光緒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又被江南道監查御史李士彬參奏“該局幫辦翻譯黃姓,久為教徒,暗誘各生進教”。“上述的不愉快經驗,以及接續而來的撤回幼童之舉,對黃勝都是極嚴重的挫折,因為他大約在光緒七八年之際回到香港后,隨即在光緒九年(1883年)十二月歸化為英國子民,自此也不再參與洋務運動了。”洋務派官吏對黃勝的認識,僅為“翻譯”,不僅不會委以重任,而且處處提防,這是早期留洋歸國者普遍的命運。

光緒七年(1881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申報》對幼童的報道雖援引的是日本報紙所言,但是評價非常負面:“第一次出洋并無故家世族、巨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性情則多乖戾,稟賦則多魯鈍,聞此輩在美有與談及國家大事及一切艱巨之任皆昏昏欲睡、顧而言他,則其將來造就又何足觀。”

留美幼童遭受批評,甚至是從其家庭出身上給予根本性的否定。“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大學獎章獲得者以及所有的人,回國以后,無論干什么工作,每月得到的只是4兩銀子(5.5美元)的低薪,相當于一個辦公室工役的工錢。”所反映的仍是留學生被輕視、貶斥的遭遇。一些留美幼童只得在教會學校暫時棲身:“1880年代,他們回國后,發現很難找到稱心如意的職位,有些人就委身于圣約翰書院的教職(每月薪金約30兩),直到他們在宦場或商界找到較優的位置,方才離去。”

船政留歐生與留美幼童的命運截然相反,他們不僅陸續得到了清廷獎勵,而且很快按照專業派赴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師任用。正如晚清洋務派期待的那樣,船政留歐生的社會形象與他們的專業技能一致。然而,歷經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船政留歐生損失大半,戰爭的慘敗在清政府看來這一群體未堪大用,這使得晚清督撫對船政留歐學生的評價不高。

在外交人員中,較早得到任用的是伍廷芳。當李鴻章向總理衙門薦舉伍廷芳時談到:“久聞其人熟習西洋律例,曾在英國學館考取上等。”伍廷芳以留英的背景及對西方律例的熟悉,被李鴻章啟用襄辦洋務,直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任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清末新政時又主持修律工作。總理衙門認識到留學生在外交領域的價值,委以外交職責。在戊戌維新之前,還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西文學堂畢業生出洋游歷的一類留學生,他們多數人成為晚清外交舞臺上活躍的外交官,出洋游歷或留學是他們身份的必備經歷,這成為19世紀70年代以后外交人員的主要力量。在晚清外交領域,留學生的作用較早地得到重視,留學生形象與外交官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想。

伍廷芳(1842-1922)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學生留歐和同文館學生到海外游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留學生的認識,從僅記載早期留學生通夷言夷字,到強調留學生在“外國學館考取上等”,留學生的社會形象得以初步建構。雖然留學生的社會形象已立,卻還未得到晚清社會普遍的認同。留學生試圖跨越邊緣局外人與士大夫之間的鴻溝,但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諸多挫折。

本文轉自公眾號:史學月刊,原文載于《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原文為《晚晴民初留學生社會形象及其演變》,上文選摘了文章第一部分)

因原文較長,故分期轉載,歡迎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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